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餐桌上的往事

2018年08月17日 11:53:24 来源: 烟台日报

  □侯严峰

  应约到一家日式料理小店用餐,菜单上标明最低消费每人100元。“不贵,”友人说:“有的店每人消费标准300多呐!”临走结账,账单上显示每人消费200多元。

  记得上中学的时候,有一次老师给了一张表让带给家长填写。母亲在“家庭人均收入”一栏填了“30元”,在“生活现状”一栏中写下“尚可”。那时粮食定量供应,其中玉米面、地瓜面为主的粗粮占了近一半。为了积攒点儿细粮,以备逢年过节蒸馒头、包饺子,平时,妈妈总是变着法儿用粗粮制作一些可口的食物。比如用地瓜面掺合点儿白面调成“混合面”,捏成一个个小面皮,再搁上点儿核桃仁、山楂糕调制的馅儿揉成团,下锅煮熟,权当“汤圆”。

  后来到海防部队当兵,粮食和肉蛋也是按计划供应。一般连队官兵伙食标准每天0.45元,粮食定量每人每月45斤。我当的是“文艺兵”,部队宣传队的伙食标准就高了不少:交上从连队带来的基本生活费,宣传队再补助一份,平时每人每天0.9元。当时,这样的伙食标准,一桌正餐连菜带汤可以上好几道。

  当年在宣传队兼管伙食账目的马本年,至今珍存着两张伙食补助申请,时间是1976年9月25日。上面写道:“宣传队外出演出10天,每人每天生活费为0.9元。其中干部20人共补贴103.40元,大陆战士6人共补贴26.04元,海岛战士38人共补贴113.62元……”虽说干部伙食费补贴稍高于战士,但是大家都在一个餐桌上用餐,也就不分彼此了。10天的巡回演出,60多人的伙食补贴也不过240多元,而宣传队员们觉得比起连队战士,标准已经太高了。

  下部队演出时,守岛官兵格外热情,变着法儿改善我们的伙食。有一年,宣传队到享誉“海上钢钉”的车由岛慰问驻扎在那里的一个连队。这个面积最小、驻军也最少的小岛,竟然有一个“篮球场”,四周用渔网围住,以防篮球滚到海里。我们去的头天,战士们就自发组织垂钓,为的是让我们吃上鲜嫩可口的鱼;在岬湾、礁岩里,采集了一筐筐贻贝。

  演出结束后,战士们马上端来热气腾腾的饭菜。当一大锅水煮贻贝上桌时,平时还挺斯文的宣传队员们,便不再谦让,放下筷子,用手大把大把地抓起来。

  有时候,我们也会想法儿自己动手调剂伙食。宣传队住的招待所离军港码头不远。一天,吃罢晚饭,我们十几个人相约赶海。先到食堂的厨房,向厨师要了几段鸡肠子,再找几根粗细不一的线绳,带上一个大水桶,就进了军港码头。

  军港是“军事管理区”,平时闲人免进,海洋动植物资源保护得好。我们一行男女跳到礁岩上,用线绳拴缚住一小段鸡肠子,缓缓放到礁岩的缝隙中。等线绳被螃蟹的大螯钳住时,便将线绳慢慢地拖上来。这时,或大或小的螃蟹就顺着线绳浮出水面,只要眼疾手快,一把抓住螃蟹的后脐,就大功告成了。这种螃蟹俗名“赤甲红”,甲壳坚硬,肉质细嫩。

  夏季昼长。天色刚刚擦黑,我们就捉了大半桶螃蟹,哼着小曲往回颠。回到招待所,找个煤油炉子,再取一个洗脸盆,就用白水煮了起来。等到螃蟹甲壳煮得赤红,大家的眼神都急切起来,有人就蠢蠢欲动。我看情势不对,顾不上烫手,端起脸盆就跑,惹得大家在后面齐声吼叫。

  1974年,宣传队到北隍城岛巡回演出,演出结束后,宣传队正打点行装准备返回南长山岛,不料狂风大作,海浪滔天。从北隍城岛到南长山岛,有4个多小时的船程,那时部队的运输艇、登陆艇排水量都很小,根本不敢 冒 险 航行。

  我们只好住下。白天除了排练,就是参观部队训练和炮阵地。远离大陆、又断了供给的海岛,蔬菜珍贵的简直就是奢侈品。餐桌上顿顿都是一盘不太新鲜的鱼,再就是一碗冬瓜汤,把大家吃得直倒胃口,有的人吃饭时盯着菜盘,干脆不再动筷子。

  部队虽然有两个以种植稻米为主的农场,但我们吃米饭的机会并不多,尤其是基层连队,一日三餐无非窝头、馒头。宣传队的午餐会配给一小盆米饭。这点儿米饭对于我们这些胃口极好的小兵来说,真的只够“塞牙缝”。于是,每天午饭前,我都会飞奔到餐厅,先给自己盛上满满一碗,再给要好的朋友张少鹏也添上一碗。一来二去的,“抢”米饭竟然成了我们哥俩儿的一种默契:不论谁来的早,都会给对方“抢”一碗。

  宣传队伙食不错,但从不供应酒水,有些 人只好隔三差五地买瓶酒解馋。孟宪军是山东快书泰斗高元钧老先生的高徒之一,在宣传队当副队长,平时就爱“喝两口”。有一次,孟副队长和几个人到军人服务社花两块钱买了瓶老白干,出门下台阶时不小心绊了一跤,酒瓶摔碎了。孟干事见碎酒瓶里还残留了一点儿酒,就跟大伙说,那咱们别等下酒菜了,还是赶紧喝吧。

  1977年春节前,宣传队到胜利油田慰问演出。油田把我们安排住进了当时条件最好的外宾接待处。这里住得舒坦,伙食也好。一天吃早饭时,演员排的曹哨兵吃完饭,见餐桌上剩了点儿油炸花生米,就把棉帽摘下来,取出垫在帽衬里的半张报纸,把油炸花生米倒进帽子里,垫上报纸戴到头上。正当他快要走出餐厅时,忽然听到队长吴继寿一声呼喊:“小曹,过来!”曹哨兵本来就有些心虚,见吴队长这么一喊,更加不知所措,慌慌张张地走了过来。“帽子里装的什么?”吴队长瞪着一双大眼睛,向小曹发问。“没……没什么。”曹哨兵怯懦地嘟哝着。“把帽子摘下来!”曹哨兵把帽子向上一提,“哗啦”,油炸花生米从帽子里滚落出来,洒了一地。

  宣传队平时排练,哪怕时间很晚,队里也不会安排夜餐。主要是宣传队住招待所,晚上厨师们早下班了;宣传队没钱,也不可能给我们发夜餐费。每当晚上排练结束,大家肚子饿得“咕咕”叫,尤其是那些跳舞蹈的演员,活动量很大,更是饥渴难耐。时间长了,大家就不免发些牢骚。

  有一次,队长吴继寿跟我们说:“从今往后,晚上排练给大家准备夜餐。”跳舞蹈的郭福成问:“什么时间吃夜餐?”“11点!”吴队长回答得干脆。大家很高兴,排练也就很卖力。到了晚上10点50分,吴队长很利落地喊了一声:“收工!”我们等着吃夜餐,吴队长却指着手表:“看看,还不到11点。”

  再后来,夜间排练总是10点50分准时结束,我们也就从来没有享用过吴队长许诺过的夜餐。

  一张小餐桌,折射出时代变迁的五光十色,也让人尝尽生活的酸酸甜甜。几十年过去,那每人每天几毛钱的伙食费,那餐桌上的盘盘盏盏,那润如玉淡如水的日子,犹在眼前……

[责任编辑: 左栀子 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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